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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建武三年（27年），一寻常日子，居延县令收到了一份民事诉讼书。
原告有些特别，是甲渠（位于居延县外，防备北方匈奴人的一道工事）侯官的一把手粟君。
被告则更加离奇，是当地一位66岁的老农民寇恩。
据粟君所言，这寇老儿竟然黑了他8万钱和一头黑牛，还一直拒不归还！
粟君的官阶与居延县令相等，竟然让一个平民老赖讹上了？！
还有王法吗？！还有法律吗？！
县令一声令下，如狼似虎的衙役们便将寇恩拎小鸡似的提溜上堂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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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根据寇恩的供述，真相却完全掉了个个儿。
事情，还得从去年的十二月份开始说起。
先是寇恩的儿子寇钦给粟君抓了三个月的鱼，而粟君自己又吃不了那么多，便让自己手下的小兵华商、周育两人，将其中的5000条鱼给卖掉。
可华商和周育两人临时有事去不了，但领导是万万不能得罪的，哪天粟君心情不好，扔过来两双小鞋怎么办？
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华商从家里牵来一头八岁多的黄牛，另外又拿了15石苞谷；
周育也有养学样，贡献出了一头五岁多的黑牛，另附苞谷40石。
虽然他俩不出力，可看在这么多东西的份上，粟君也不好说什么，便叫来寇恩帮他走一趟。
两人事前约定，这趟外出卖鱼，寇恩所得报酬是那头8岁的黄牛，外加27石苞谷，还有工钱。
但有个条件：5000条鱼必须卖到40万钱的价格，如果卖不到，就得寇恩自己往里补差价赔钱。
虽说补差价这事儿有点风险，但由于粟君已经提前把黄牛和苞谷都预支给了寇恩。
对于寇恩来说，这趟卖鱼之旅约等于无本万利，自然没有不接的道理。
临行之前，还有一段小插曲：
粟君找到寇恩，说黄牛太瘦，运力不行，让寇恩换头黑牛去拉车干活。
换牛也没毛病，毕竟路上趴窝也是个麻烦事，他想都没想便答应下来。
03
可是，等寇恩开始卖鱼时，他才发现，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乐观。
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：
5000条鱼根本卖不到40万钱！
费了老鼻子劲儿，还把黑牛给卖了，东挪西凑，才勉强搞到了32万钱交给了粟君的老婆。
这也就是粟君状纸上欠账的由来。
可寇恩对于这8万钱+一头牛的债务，却有不同的解释：
1、 儿子在粟君家帮忙的这三个多月，工钱是一个大子儿都没有；
2、 自己在交还鱼钱之前，另外在驿站（古代驿站有菜市场的功能）买了24000钱的粮食和肉，也一并送到了粟君家，这一笔也能抵债；
3、 那头黑牛原本就是粟君拿黄牛替换下来的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是自己的劳动所得，所以不存在倒欠一头牛的事儿；
4、 辛苦卖鱼20多天以来，所有吃喝住行费用都是自己掏的，粟君也是一个大子没给。
寇恩很冤，把自己全家人的劳动所得全折进去，明明已经完全够得上抵债，可粟君还是一扭脸把自己告上了县衙。
看到这里，各位看官老爷应该都明白了，实际上粟君从头到尾什么都没有付出。
只是仗着他自己当官的权势，把成本全部分摊，但是好处，他一人全吃掉。
来县衙告状，也是仗着自己是官场中人，料想县令会卖自己的面子，官官相护，将寇老儿最后的一点儿剩余价值榨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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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现实却大大出乎粟君的意料，县衙并没有给粟君开后门，直接行文给驿站，核实了寇恩那15000文的肉钱，又传召了寇钦和一干人证，进一步确认了工钱和牛的问题。
最后做出判决，要求粟君立刻偿还40万钱之外的所占款项。
本来准备继续大捞一笔的粟君恼羞成怒，没想到县令竟然如此“不上路子”，便又通过“走后门”，将官司转移到自己的上级单位肩水都尉府，再通过都尉府出面向居延县令施压。
按行政序列，肩水都尉府也算是居延县的上级，粟君得意洋洋：小样，这次，还不稳稳拿捏你们？
居延县令接到通知，并不敢怠慢，迅速启动重审程序。
在进一步核实本案的来龙去脉，再三确认先前所做判决与实情相符，这位正直无私的县令开大了：直接越级上报，将粟君的公职给开掉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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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件案子，并不见诸史料，而是在1974年8月份，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候官遗址（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吉日嘎郎图嘎查呼钦浩特），编号第二十二号房屋内的居延汉简，篇名为“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”，全篇记事共有36枚竹简。
原文如下（部分节略，太长不看系列）：
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，都乡啬夫宫以廷所移甲渠候书召恩诣乡。
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，臧五百以上，辞已定，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，以辞所出入，罪反罪之律辨告，乃爰书验问。
恩辞曰：颍川昆阳市南里，年六十六岁，姓寇氏。
去年十二月中，甲渠令史华商、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之觻得卖。商、育不能行。
商即出牛一头，黄、特、齿八岁，与它谷十五石，育出牛一头，黑、特、齿五岁，平贾值六十石，与它谷卌石，凡为谷百石，皆予粟君，以当载鱼就直。
时，粟君借恩为就，载鱼五千头到觻得，贾直：牛一头、谷廿七石，约为粟君卖鱼沽出时行钱卌万。
时，粟君以所得商牛黄、特、齿八岁，以谷廿七石予恩顾对直。
后二、三当发，粟君谓恩曰：黄、特、微庾，所得育牛黑、特，虽小，肥，贾直俱等耳，择可用者持行。
恩即取黑牛去，留黄牛，非从粟君借牛。恩到觻得卖鱼尽，钱少，因卖黑牛，并以钱卅二万付粟君妻业，少八岁（万）。
恩籴大麦二石付业，直六千，又到北部，为业（买）肉十斤，直谷一石，石三千，凡并为钱二万四千六百，皆在粟君所。
恩以负粟君钱，故不从取器物。
又恩子男钦以去年十二月廿日为粟君捕鱼，尽今（年）正月、闰月、二月，积作三月十日，不得贾直。
恩从觻得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，积行道廿馀日，不计贾直。
时，商、育皆平牛直六十石与粟君，粟君因以其贾予恩已决，恩不当予粟君牛，不相当谷廿石。皆证也，如爰书。
●右爰书（即判决书）
十二曰己卯，居延令守臣移甲渠候官。候[所]责男子寇恩事，乡口辞，爰书自证。写移书（到）口口口口口辞，爰书自证。须以政不直者法亟报。如律令。 掾党、守令史赏。
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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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大儒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里有这么一句论述：“国恒以弱亡，独汉以强亡。”
汉朝到底强大在什么地方？
这份小到不能再小的法律文书即是一个缩影：
没有留下名字的居延县令，作为大汉千千万万基层官僚中的一员，能够坚守底线，使法律的神圣光辉得以捍卫；
寇恩一介百姓，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力，是对司法的信赖；
甚至粟君本人，虽然仗势欺人，但仍然不敢脱离正规渠道，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逼迫寇恩就范...
这在别的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。
堂下何人？
竟敢以民告官？
先打50杀威棒再说。
《大清律例》：
凡军民词讼，皆须自下而上陈告，若越本管官司，辄赴上司称诉者，即实，亦笞五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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